轉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導讀

2019-05-22 05:39:00

(一)制定背景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資金為導向的經濟活動日益活躍,民間資本的龐大性也日益凸顯。不少民間資本擁有者并不希望以銀行存款等方式管理自己的閑置資金,而試圖通過其他方式予以投資,以獲取更高利潤。由此,各種高利潤回報資金管理方式應運而生,并為非法集資犯罪的產生提供了溫床。 

為了有力打擊非法集資犯罪行為,我國先后出臺了幾個司法解釋,其中,20111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以列舉的方式進一步細化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的司法認定及刑事立案標準,并歸納了“非法集資”的四個重要特征: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然而,從司法實踐來看,非法集資犯罪手段在不斷翻新,而一些涉嫌非法集資案件的判罰也引發爭議或質疑。為了進一步明確“非法集資”四個特征尤其是“公開性”與“社會性”,解決非法集資案處理過程中存在的相關實務問題,也為了有效打擊非法集資犯罪行為,20143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意見》是對原司法解釋進一步予以細化,在犯罪認定上呈現了一定程度的擴張,體現了從嚴打擊非法集資活動的趨勢。 

(二)主要內容 

1. 關于行政認定的問題 

《意見》第一條規定,行政部門對于非法集資的性質認定,不是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必經程序。行政部門未對非法集資作出性質認定的,不影響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判。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認定案件事實的性質,對于案情復雜、性質認定疑難的案件,可參考有關部門的認定意見,根據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作出性質認定。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個別地區將行政部門出具的對于非法集資性質的認定意見作為前置條件和必經程序,既不符合有關法律的規定,也不符合辦案實際需要。本條規定對此問題予以明確。非法集資行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犯罪,應當由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依職權進行偵查、起訴和審判。行政部門的認定意見僅可以作為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進行性質認定時的參考。 

2.關于“向社會公開宣傳”的認定問題 

《意見》第二條指出,《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二項中的“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以各種途徑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根據201114日起施行的《解釋》規定第一條第一款,成立非法集資需要同時具備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等四個特征。其中“公開性”特征即第二項規定的“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根據該《解釋》,“向社會公開宣傳”的途徑包括“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然而,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僅是幾種公開宣傳的典型途徑而已,實踐中常見的還有互聯網、標語、橫幅、宣傳冊、宣傳畫、講座、論壇、研討會等宣傳方式,只要行為人通過這些途徑主動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即屬于“向社會公開宣傳”。因此,《意見》強調“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各種途徑”。該規定尤為針對互聯網,即互聯網不再是法律規制的空白地帶或灰色地帶,通過互聯網非法集資同樣要受到刑事追究。此外,《意見》考慮到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口口相傳、以人傳人的宣傳方式,由于這種方式承諾內容具體明確、信息來源熟悉可靠、傳播方式比較隱蔽,反而極易在社會公眾中大范圍地快速傳播。如果行為人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未設法加以阻止,而是放任甚至積極推動信息傳播,這在實際效果上與主動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并無差異。因此,《意見》將“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也認定為“向社會公開宣傳”。簡而言之,“向社會公開宣傳”,不僅包括直接傳播信息,也包括放任信息擴散。 

  

3. 關于“社會公眾”的認定問題 

《意見》第三條規定,以下兩種情形應當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一)在向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吸收資金的過程中,明知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的;(二)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并向其吸收資金的。 

根據《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非法集資的“社會性”特征是指“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這是非法集資有別于民間借貸的重要特征,也體現了對廣大公眾投資者利益的特殊保護。“社會性”特征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向對象的廣泛性,即非法集資對象的眾多性;二是指向對象的不特定性,即非法集資的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因此,該《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特別規定:“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然而,為了規避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情況,司法實踐中出現了非法集資手段翻新的現象,其中主要有兩種表現:一種是行為人最初雖然只是針對親友或單位內部人員等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但隨后吸收資金的渠道不斷發生擴散、輻射,行為人的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又開始向他們的親戚、朋友、熟人等吸收資金。如果行為人明知這一情況而予以放任,其行為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吸收資金的對象也就從特定對象向社會不特定對象轉化了。另一種是有的單位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先將社會人員聘為單位員工,之后再向其吸收資金,或者通過公開招聘,在聘用同時向應聘人員籌集資金,集資參與人參與集資的同時即成為單位的員工。這種非法集資手段雖然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但并未改變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本質。對于這些情形,《意見》明確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 

4. 關于共同犯罪的處理問題 

《意見》第四條規定,為他人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資金提供幫助,從中收取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構成非法集資共同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能夠及時退繳上述費用的,可依法從輕處罰;其中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 

該條對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共同犯罪的處理問題作出規定。其主要考慮是:近年來的非法集資案件中,一些單位和個人受利益驅動幫助非法集資犯罪行為人非法吸收資金,從中收取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這些單位和個人的行為既為非法集資推波助瀾,又占有大量非法集資款,干擾案件正常處理,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有必要予以刑事打擊,對其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依照本條規定,對經查證與集資犯罪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考慮到他們在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一般處于從屬地位,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因此,本條依照刑罰個別化原理規定,能夠及時退繳上述費用的,可依法從輕處罰;其中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至于那些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 

5. 關于涉案財物的追繳和處置問題 

《意見》第五條一至四款對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涉案財物的追繳和處置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 

第一款明確了涉案財物的追繳范圍。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的資金屬于違法所得。以吸收的資金向集資參與人支付的利息、分紅等回報,以及向幫助吸收資金人員支付的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應當依法追繳。集資參與人本金尚未歸還的,所支付的回報可予折抵本金。第二款明確了將非法吸收的資金及其轉換財物用于清償債務或者轉讓給他人的追繳范圍,具體包括五種情形:一是他人明知是上述資金及財物而收取的;二是他人無償取得上述資金及財物的;三是他人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取得上述資金及財物的;四是他人取得上述資金及財物系源于非法債務或者違法犯罪活動的;五是其他依法應當追繳的情形。第三款明確查封、扣押、凍結的上述涉案財物,可以在訴訟終結前依照有關規定變賣、拍賣;所得價款由查封、扣押、凍結機關予以保管,待訴訟終結后一并處置。第四款明確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一般應在訴訟終結后返還集資參與人;涉案財物不足全部返還的,按照集資參與人的集資額比例返還。 

6. 關于證據的收集問題 

《意見》第六條規定,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確因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逐一收集集資參與人的言詞證據的,可結合已收集的集資參與人的言詞證據和依法收集并查證屬實的書面合同、銀行賬戶交易記錄、會計憑證及會計賬簿、資金收付憑證、審計報告、互聯網電子數據等證據,綜合認定非法集資對象人數和吸收資金數額等犯罪事實。 

該條對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證據的收集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指出在非法集資對象人數或吸收資金數額的認定上,不要求一定得收集所有集資參與人的言詞證據。對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逐一收集集資參與人言詞證據的,也可結合書面合同、審計報告、互聯網電子數據等予以認定。上述規定對非法集資罪的認定問題采取了綜合認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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